龚芙蓉，武汉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武汉大学信息素养研究中心核心成员。长期从事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与教学,特别关注数智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转型以及数字素养教育研究,撰写了诸多关于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的相关文章,成果发表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知识》等重要期刊，并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项目支持。

　　学 人：您在书中提到，“数智时代的信息素养......极大地拉近了我们与学术的距离”，书中的许多指导也对学术研究很有价值。您认为，在学术之外，本书可以给走向职场的青年人哪些帮助？是否考虑推出更加偏重“打破职场信息差”的续作？

　　必一运动

　　龚芙蓉：确实，你们提到了一个被传统信息素养教育忽视的应用场景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信息素养教育者都是从信息检索、评价、整合与再生的信息利用生命周期制定教学目标和组织教学内容，应用场景基本是学术场景居多，虽然也有一些具体案例会涉及生活场景和职业场景，但并没有形成从具体场景出发的系统性的教育内容。

　　近十年来，国内信息素养教育者一直在致力于将信息素养从 “普适技能”演化成“情境化能力”，核心理念就是将信息素养能力与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有机结合，促进信息素养与特定需求、任务、场景（称之为 “情境”，Context）的契合”。这其中特定场景就被显性地提了出来。尤其是2021年中央网信办颁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明确地将公民数字素养场景分为数字生活、数字工作、数字学习、数字创新四大场景，提出“以场景应用带动整体提升”的数字素养教育策略，从场景应用的角度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已经成为必然。因为我自己的数字工作场景和学术场景是重合的，所以后期如果要推出“打破职场信息差”的续作，还必须进行大量的案例收集和实证研究。

　　不过，作为故事的另一面，我也要说，无论哪个场景的信息素养教育，其知识内容、能力素养和情感价值都是相似的，作为学习者应该具备“以一当十，触类旁通”的能力，将具象化的知识抽离到结构化层面，然后再指导自身需求。比如本书中“五步搜索法”（其实质是精确信息检索的流程）、“信息流行病”案例（其实质是综合性选题的检索流程）、提取检索词、编制检索式、工作场景所需的信息源、搜索引擎的高级命令、人工智能的新玩法、数据分析报告以及市场调研报告的习题等，无一不对职场青年人提升信息素养有很大帮助。

　　学 人：您在书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讨论“信息源”问题。现在许多人的生活常态也许是：信息太多，信源也太多；收藏夹很满，列的清单也很长；然而，积攒得越多越不会打开，最终变成“死信息”“死信源”。如何解决这种困境？

　　龚芙蓉：信息源太多和信息太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能够称得上“信息源”的，应该都属于有用的信息。所以，从教师的角度，我认为收藏信息源是一个好习惯，而所谓“积攒得越多越不会打开”是因为没有需求。这种情况下也勿须强求，作为一种资源保存即可。

　　当然，如果不想让自己在有需求的时候面对一堆“死信源”束手无策，最重要的是掌握利用各类信息源的原则。首先是从场景分类，比如生活、学习、职业、健康等几大场景各自收集一些综合性的权威信息源；其次是从细分需求分类，比如学术场景，需要查找一篇具体文献的时候，最好用的是哪些类型的信息源，面对项目申报、论文撰写、短视频制作等综合性任务的时候，又有哪些信息源是可以优先使用的。其次是从信息源本身分类，比如商业数据库和网络免费资源的使用原则是什么，商业数据库有哪些是权威的综合型的，有哪些是你自己专业要用到的，网络免费资源的几种类型中靠谱度的区分等等。说起来比较复杂，但你去认真阅读一下本书的“信息源”一章，书中都有很详细的阐述和案例参照。这其中适当地动手实践也必不可少。

　　学 人：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兴起，是否会出现“搜索词不再重要，提示词（prompt）才是关键”的趋势？您的学生群体中存在这种认知吗？

　　龚芙蓉：2023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迅速普及，信息检索与信息生成作为信息素养最关键的两个组成部分均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在信息生成方面对人们的帮助更大，而在信息检索方面，基于商业数据库的资源壁垒以及知识产权等诸多因素，目前无论是大模型或对话式搜索引擎（如Copilot、Gmini、Perplexity、秘塔AI等）得到的搜索结果都十分有限。

　　据我自己的测试结果来说，一些开放获取的精确文献可以得到比较直接的结果，但如果真正要做学术研究，作为信息源最顶端的学术数据库壁垒会成为AI搜索引擎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很多学术数据库自己也在陆续开发基于自身资源的AI功能，比如著名的综合性平台Scopus以及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开发的AI增强检索、AI问答、AI辅助研读、AI辅助创作等功能。但目前来说，基于数据库开发的AI检索功能也还仅仅是传统检索的一种补充，从查全率和查准率两个方面来看，与编制一个科学检索式的检索结果有较大差距。所以，目前无论是大模型、对话式搜索引擎和数据库AI功能，在信息检索方面能帮助我们的程度都比较有限。基于搜索工具模式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并不会被完全取代，其教育理念、知识、技能依然有效。

　　而针对“搜索词不再重要，提示词（prompt）才是关键”的观点，我个人认为，我们传统信息检索中关键词提取的技能和思想与“提示工程”密切相关,可以直接应用于与AIGC的交互。在本书检索词一章中，我曾经谈到如何与系统聊天，其底层逻辑就是如何写好“提示词”，所以搜索词和“提示词（prompt）”并不对立，相反它们拥有相似的技能和方法。

　　学 人：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得AI素养教育在高校逐渐开展起来。您对AI素养教育有什么设想？它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关系是什么？高校或高校图书馆应该如何参与到AI素养教育当中来？

　　龚芙蓉：人工智能素养教育（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Education, 简称AILE）的出现源于素养概念的进化和人工智能的催化。它不仅是对AI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更是一种全面的、与时俱进的技能和知识体系，帮助人们在AI技术突破性发展和普及的状态下选择AI工具并合理使用。人工智能素养（AIL）区别于以往专指计算机或AI领域人员需具备的专业素养，指的是数智时代每位公民应具备的素养。

　　信息素养与AI素养在跨学科性、多维性，发展性等多个方面都有共通之处。AI素养可以看成是信息素养在AI时代的升级版。与此同时，信息素养的内涵和外延在AI时代也会不断拓展。相比于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信息素养教育，我国的AI素养教育整体上处于探索起步状态，教学活动的开展比较零散、内容尚未形成体系，关于应该“教什么”亟需指导。

　　当我们谈到一种新的素养教育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理论基础、体系框架和评价指标。目前国内学者提出了三维、四维乃至五维框架的设想，我个人认为可以从AI认知（概念认知、价值认知、风险认知）、AI技能（使用、分析评估、开发创造）、AI应用（场景应用、行业应用）、AI伦理四个方面构建教育内容。当然，AI素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也并非要求每位公民掌握每一项技能，而是需要各教育主体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及其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内容开展教育实践。

　　2024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的18个应用场景典型案例，说明高校其实已经是AI素养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基地。而高校图书馆可以依托信息素养教育和数字素养教育的先发优势，从数字资源和数智融通实训基地的角度参与到AI素养的通识教育中。

　　学 人：您在前言中说，不等把书写完，信息素养教育的热点就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在这种变化中，信息素养教育是否应该有不变的东西？

　　龚芙蓉：我在书的序曲中说：“信息素养是一个动态、多元的概念，作为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内涵和外延随着信息环境日益复杂化和个体自主学习能力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要求”。所以，信息素养教育的热点发生变化是必然。

　　我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信息素养教育正处在从“普适技能”转变到“情境化能力”的成熟阶段，国内高校涌现出很多好的课程和案例。2021年底中央网信办发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全民数字素养上升成为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指标，掀起了高校图书馆从信息素养向数字素养教育转型的热潮。根据《纲要》定义，数字素养的内涵和外延比信息素养要大很多，更突出了数字场景的应用，所以面临着落实数字素养教育框架、核心以及教育实践的问题；2023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信息素养教育又亟待与人工智能素养融合。

　　在教育体系中，一般有知识内容，能力素养、情感价值三层结构化目标，信息素养教育也如此。我个人认为，目前信息素养教育的知识内容会有很大变化，但其“能力素养”，比如批判性思维、元认知、问题解决力、创新创造力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抓住的核心，当然，这些需要从新的教育内容中去解析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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