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是，我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科技突飞猛进；坏的是，我们身边的一切正以猝不及防的速度发生着巨变，平地起惊雷的频率越来越高。

　　就在最近，往年都是三月中旬才公布的考研国家线，意外提前了半个月，不但时间“抢跑”，还上演了一场“全线大跳水”的戏码。除了军事学稳如泰山，其他学科门类的总分和单科分数线都像坐上了滑梯，一路下滑，甚至有些学科的国家线年前的“复古”水平。

　　文学单科线分，其他学科如理学、工学、管理学等，降幅也普遍在10分以上，如此大面积且大幅度的降分，在整个考研历史上都实属罕见。

　　更加“反常”的是，研究生报考人数在2023年达到峰值后，已经连续两年下降。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比2024年减少50万人，比2023年则减少86万人，跌幅之大，引发普遍关注。

　　要知道，近二十年来，全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经历了大规模扩招，再加上“学历崇拜”的社会因素，研究生报考人数一直呈快速增长状态。2005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100万；2017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200万；然后，仅仅在2年后的2019年，考研人数就从200万到了290万；2023年，考研人数达到峰值474万，而2022年毕业本专科生为967.3万人，近乎一半的毕业生都加入考研队伍。

　　高校形势也在悄然生变。中国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南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宣布，一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自2024年起停止招生。

　　国家线“跳水”，看似给考生递了梯子，实则掀开了高等教育残酷博弈的底牌——当学历与能力脱钩，当教育与就业割裂，降分只能缓解阵痛，却治不好对未来的焦虑。

　　铁打的考试，流水的考生。实际上，研究生考试制度也经历了多次时代变迁，才形成了今天的样子，并且依旧处在变化的过程中。

　　“研究生”的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清末，但直到民国时期才有大学开展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是东吴大学于1917年开办，1929年在中国政府注册，但这仅仅是开始研究生阶段培养教育，于研究生考试没有太大关系。

　　从1962年开始，我国正规培养3年制研究生，对高校招生工作、培养工作、领导与管理、待遇与分配以及建立研究生院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一时期，全国共招收研究生4764人。

　　仿佛拉开了疯狂的序幕，中国硕士研究生的人数一路猛涨，又从2003年的22万，暴增至2020年的超过100万。这期间，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准确界定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概念，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组织实施招生录取、考试招生；2018年我国研究生招生85.8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76.2万人，较1949年招生242人，招生人数增长3545倍。

　　2022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474万人，而这一年的招生人数在120万左右，也就是说，有超350万考生落榜。

　　在此过程中，学生们对待考研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各类考研培训机构如火如荼，为了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考生们纷纷开启了“高考”模式。备考时间越来越长，从大三甚至大二就开始着手准备；学习强度越来越大，每天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些学生为此连续多年全力备考，“三战”“四战”变得越来越常见。

　　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也普遍低落，甚至只想轻松过关拿到学分和文凭。有些人甚至觉得考哪个学校的研究生都不重要，找个简单的就行了，反正考研也只是为了拿一张新的文凭，早已失去了“研究学术”的初心。

　　一般人惯性的认知里，高等教育的层次越高，人数理当递减才合理，但近年来，本研“倒挂”的趋势却愈演愈烈。

　　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2022-2023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显示，2023年北京高校预计全日制毕业生数量约29.6万人，其中研究生16万余人，比本科生多出3万人；上海交通大学2022年本科毕业生有3928人，而研究生人数高达6422人；复旦大学2022年新生15651人，其中博士硕士占比74%，本科生仅4120人，占比约26%。

　　企业招聘时，985本科与双非硕士的竞争中，前者反而更受青睐，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想要的是“来了就用”，怕就是怕学历看着高了，对实践却更脱节了。

　　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好不容易花3年时间读完了研究生，换来的收益率却远远不如本科生。

　　与此同时，读研的经济成本还在不断攀升，尤其是专硕专博，读起来费用不菲。比如：上海交通大学2025级新闻与传播全日制专硕学费为18万/期，比原来上涨了6万；西南财经大学2025级全日制会计专硕学费，从原来的8万元上涨到9.8万元。

　　当经济压力与回报预期的失衡越来越明显，当读研三年换来的薪资涨幅可能不及职场三年经验时，考研人心中的天平已悄然倾斜。

　　然而，即便停下了考研的脚步，“内卷”并没有到此结束，很多人会继续进入另一个白热化竞争领域——考编考公，来求得安稳体面的工作，毕竟编制内没有“35岁职场危机”。

　　虽然放弃考研的人未必都去考公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当下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在学历提升与稳定的工作面前，更优先级的选项大概率会是稳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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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当下的现实促使大学生们重新冷静认识读研的必要性，但蜂拥去考公，却又意味着当代年轻人厌恶风险、趋利避害，相比起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创新事业上，更多人宁愿去找一个稳定的“避风港”。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肩上就是一座山，“考研之困”更像是集体阵痛。如何给高校毕业生多元就业、多元成才的选择，以及提供更完善的托底保障和市场机会，才是更迫切的命题。